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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应该坚决打击超级中学的现象 | 头条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都观察家 Author 杨东平
记者 ：现在的教育面临着所谓“五唯”的问题——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帽子就是行政考核上的要求。这些问题确实给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有什么办法来破除这些呢？
杨东平 ：这个就要说到教育生态的问题了，这些现象确实发生在教育系统里，但问题的来源是社会性的，有一些是在教育内部，有一些是在教育之外的。
像唯分数的问题，在教育系统内部是有可能解决的，这个内部主要是指政府责任，而不是校长和老师的责任。现在大家往往会说，校长、老师好像没有依法执教，达不到教育部对减少作业量的要求。
其实这后面的指挥棒是在教育局，如果教育局要用升学率来考核，校长和老师就必须承受着压力，并且会把这个压力转移给学生。
如果教育局的评价改变了，校长和老师就被解放了，学生也被解放了。所以它的管理的链条是在上面，不是在学校。但是你要规范一个地区的行政领导的教育行为，这是很难的，尤其是一把手，很多地方的教育生态是由这个一把手的教育理念和他的喜好来界定的。
我听有一个教育局长跟我说，当地新上任了一个书记，他们去汇报工作，说他们去年优秀率提高了多少，教育普及率提高了多少……那个书记说：“你这些都不用说，你就说考上清华、北大的有没有？”
这个局长就没法说话了，因为新书记不看整体的教育效果，就要清华、北大，唯“北清率”为追求。但其实如果一个地区的教育主管，尤其是党政领导对教育比较开明，不对学校施加过大的压力，这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会比较缓和，教育气氛就比较宽松。这也有好的例子，就像我们今年讲的山西晋中。
另外，存在高考制度的情况下，想让学校完全没有竞争，没有分数和考试，这不真实。刚才讲到了，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尽可能地形成一个低竞争的生态，竞争应该在高中以后。
包括高中阶段的教育目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在高中阶段达到了普及教育的目标。原来是要到2020年，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这个普及教育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
为什么现在的中考竞争比较激烈？因为我们有一个人为的政策，要求普高和职高要达到五比五，所以注定有50%的学生不能上普高，不能进大学。现在在大城市，这个比例通常是6:4，上普高的比例达到60%。
但是这个划分仍然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原则，一个是普通高中的均衡化，原来我们的均衡化只是对义务教育提出的，我觉得在高中基本普及了以后，对普通高中也该提出均衡化的目标。
什么道理呢？因为在普通高中阶段也会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或者马太效应，最典型的现实就是超级中学的崛起，一个地区有一所超级中学，它把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老师都集中到一所学校，其他的学校马上无法跟它竞争，垮掉了。而一个县的高中一垮，它的初中也不稳，就“水土流失”了，好的教师，好的学生都走了。
所以在高中阶段，每个地区都能够有一所好的高中，是它的基础教育生态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山西晋中就能够做到，它下面有九县市二区，每个县的高中都很好，都有上清华、北大的，或者至少是上985的，那他的学生就很稳定了，教师也很稳定。
所以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是要坚决地打击超级中学的现象，因为这是最典型、最粗暴的违反教育规律、伤害学生的一个做法。很多人会说，超级中学给农村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其实这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
比如说著名的衡水中学，一开始是100多个，现在是200多个上清华、北大的，我跟他们校长说，你能不能公布你这一两百个学生的来源？衡水籍的有几个，河北籍的有几个，其他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把19世纪形成的学校称之为教育工厂，这种超级中学比教育工厂还要恶劣。工厂只不过说它是制度化的、标准化的、流水线的，但超级中学离学校的本质已经很远了。比如说它一个年级，可以达到有60个班，一个学校的体量能够达到一两万人。
在这样的学校，为什么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因为人太多，一举一动都可能出校园安全事故，上下楼、吃饭……但是如果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还叫学校吗？这不叫军营了吗？
现在国内有很多三五千人的小学，一两万人的高中，这都是世界奇观，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学校，在世界范围内，越是优秀的学校，学生越少，因为只有小规模才能实行个性化的教学。
我们也号称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对教育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进入现代化，还是前现代的、科举时代的。
所以我经常说这句话，首先要实现教育正常化，然后再谈现代化。正常化，就是把儿童当儿童来对待，老师像老师，校长像校长，学校像学校，我们大多数学校还远远做不到，学校像个战场，像个军营。
记者 ：我们刚才说的教育这个“破五唯”的问题，有的是教育的内部解决，在外部要怎么解决呢？
杨东平 ：比如说这个唯学历的问题，为什么高中的升学竞争围绕着985、211、清华、北大，“北清率”成为一个显性的指标？我们现在每年的考生是1000万出头一点，今年是1071万。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清华、北大每年招7000人，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是0.07%。985每年招几万人，考上的概率是0.5%，还是不到1%。所以1000万学生都奔着百分之零点几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或者你的教育规划是这么来做的，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就被牺牲了。为了追求这个遥不可及的非常小的概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或者农艺家，或者一个糕点师，最后可能什么也不是，成为被教育筛选淘汰的人，他的个人的兴趣、能力、方向全部都丧失了。
所以即便在这种状态下，即便上了名校，很多人为什么也没有很多的作为？也是这个道理——他的内心学习的热情消失了，他自己独特的能力的方向、爱好没有培养起来。
记者 ：您说晋中的一些改革，是每个区县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高中，让他们的中学和小学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均或者一个稳定的生态下。他们做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杨东平 ：晋中是一个老典型，在这些治理得比较好的地方，必定有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它的上一任教育局局长鹿建平，首先他的教育理念、价值观非常正确。然后他有行动力，不为世俗的意见所改变。而且还要能够有本事争取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给他一个操作的天地。所以有一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教育局有很大的权威，大家都很相信他。逐渐，教育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记者 ：看一些资料，说当地教育部门对教师的考核，不单是升学或分数，这些比重是降低了的？或者对校长的行政职级也是有改变的，不再是行政的角色？
杨东平：对，他们都实行了校长职级制，改变了行政化的干部管理。另外，他们用评价一个区的教育，来替代评价一个学校的教育。市里面只评价区的整体的教育状态，而不是评价学校，这样子学校就松绑了。
校长职级制的改革，是最近20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搞的，做得最早的其实是山东潍坊。我们现在的学校校长管理，是把他纳入地方的党政干部的序列。因为很多重点学校，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副处。像最优秀的县一中，往往就是处级了，它跟县长是平级的。
所以这些校长不跑教育局，而跑组织部，他的心思就在其他的方向了。所以当时潍坊首先实行了校长职级制，使得校长安心教育，按照你的教育工作的成效来给你相应的职级。
现在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这么做，但是有些地方是实质性的，而有些地方表面上只是这么一个壳，内里还是行政化的。
记者 ：让校长来管理学校，其实他最后管理的成果是会更好一些的？
杨东平 ：对。让他安心教育，努力成为一个教育家。
记者 ：在一些乡村学校，其实已经有很创新的实践了，他们在几年前就引入了线上教育，还采用了一些项目制的教学方式，所以这些学校在这次疫情中能很好的过渡到线上教学。
但是这种教育创新的发生，好像没有很大范围地推展开，我们的作者就走访了一些学校，发现这种更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创新还是少数。其实它是有机会发生的，并且已经有一些实际的例子了，但是其实在更多的学校里，它并没有出现。
杨东平：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放眼世界，也应该是这样的，创新型的学校还是极少数的，在美国，大量的学校也是这种循规蹈矩的公办学校，还是像教育工厂这种模式的。
所以改变教育工厂的模式，促进教育创新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它依赖于造就一批教育家，要一批有志于改变教育的人去探索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另外，还有赖于制度环境，提供一个改革的机会或者空间，要有相应的办学体制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特别呼吁的。
在中国近二三十年来进行的改革，有两项重要的改革，一个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一个是课程体系的改革，也就是新课改。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办学体制的改革，始终是“大一统”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局办学，校长很难有什么作为。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多国家都已经着力在这个方向上去改变教育了，打破过于刻板的、行政的教育体制。
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包括瑞典，都是采取了一种叫“特许学校”，或者“自由学校”的概念，允许公办学校自行设置新的教育方向、内容、课程结构等等，允许你做不同的教育，而不是按照教育局的规定来做。
教育局跟学校签订一个协议，三年以后来检查，如果学校达到了它自己提出的一些理念、要求，继续办，达不到的话，教育局再收回，它是在公办教育学校系统当中改革。
类似的，台湾地区2014年年底颁布了“实验教育法”，也是这个概念，每个区域要拿出不少于15%的公办学校做实验学校的改革。进入“实验教育”的学校，可以在现有的政策法律之外，去做的创新型的设计。这就是给它一个特许权。
所以台湾地区的实验学校现在开展得非常热烈，而且把这个概念扩大到了高等学校这个阶段，希望在高等学校也设立一些实验教育。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特别欠缺，在“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下，限制体制外的办学、限制教育家办学。即便在这个情况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边缘，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型的小微学校，在自我生长。
尽管一开始可能不合规、不合法，但是逐渐地，它也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多样化的教育，也是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只有在这样的生态当中，才有可能来改变教育。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变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我们并不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登高一呼、旧貌换新颜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不真实的，教育的变革必定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替代的过程。
新的东西出来了以后，逐渐地受到更大的家长和市场的欢迎，逐渐地有更多人来模仿、学习它，这是用一种新的范式来取代旧的范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靠教育家的努力，也要有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记者 ：现在针对贫困地区的学生，也有一些定向招生的专项计划，这其实是可以看作是在录取结果上对贫困地区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本身来自教育资源更低的一些地方。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些基础能力的差距，比如说英语这些学科，他们虽然进到了大学，可能追不上其他的同学。因为其他的同学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更好一些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对学生基础要求更高的学校。有些学生就因此休学或者退学，怎么看待这种补偿性的招生的计划呢？
杨东平 ：研究型大学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收贫困学生的计划，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国家政策。其实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争论的。对于这种补偿性的行为，有的人认为它造成了另外一种不公平，是在通过降低标准来招生，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来参与竞争。
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在中国现实的这种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中，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善政。
但是我觉得欠缺在什么地方呢？两个方面。我们对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很少见到研究和评价，因为它一开始只有1万多人，现在大概每年有5万人左右。这5万人到底是哪些人？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贫困地区不仅仅有贫困的农村学生，也有很多党政干部家庭的学生，也有很多商人的子女。这些地方的人往往会说：“一视同仁，我们也是在贫困地区生活，为什么只有农民的孩子能够享受这些机会，我们就不能？”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怎么来评价公平的问题。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事实，这5万人的名额，究竟农村的学生占多少，没有人知道。没有数据，没有调查，没有公布过，我个人最担心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让农村学子受惠，这个可能是要划一个问号的。
第二点，仅仅给他升学机会是不够的，还要给他提供持续的帮助。我认为在这些研究型大学，应该根据这些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不同的教育，而不是进去以后就“大拨轰”（形容一群人在一起学习，不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学习状况及成果）。
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问题就在这儿，抢生源、抢高考状元，抢来以后，高考状元和贫困学生一视同仁，都是在大一统的常规教学当中自生自灭。
所以在大学的第一年，很多学科的不及格率非常高，很多高分学生挂科了。贫困学生也会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在第一年，没有对贫困学生提供重要的学习指导，以及针对性的补偿教育。
前些年有一个公益组织，在西部地区的十几所民族学校和师范学校开展一个公益项目——如何帮助这些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这些学生尽管进入了学校，但他失败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要从他们的需求出发，知道他们最短缺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计算机。
但是后来他们调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项比这个更重要的——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不敢跟人交往，不参加社交活动，自卑。所以普通话是造成他自卑的第一个因素。那么，他们就针对这些农村学生，首先开办的是普通话的学习班，让他们尽快地改变语言，培养自信心。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很具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而不是招进来就完了。这是福特基金会这些年做的资源极大的一个项目（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Pathways towards High Education），经费非常高，因为后来参加的学校越来越多，非常管用。
后来还发现这些学生到就业的时候，为什么就业很困难？他们的短板就是交往能力，社交能力不行。这个社交能力不行就需要培养，需要在四年的学校过程当中给他机会，给他锻炼，所以后来这个项目里面有一笔专门的经费鼓励这些学生自助式地服务同学。
比如说办一个卖火车票的服务项目，他通过这种服务能够获得一些收益，扩大了的交往，提高了自信。如果和福特基金会的行为比较，我们现在的大学，这些问题完全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它看不到这些问题，招进来了以后，就是自生自灭。
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好学生也是如此，差学生也是如此，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青少年嘛，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被应试教育戕害了那么多年，这次宽心了、放松了，天天打游戏。马上第一年就垮了。
第一年的教育非常重要，然后是对这些弱势学生的针对性的支持，这是真正的补偿教育。
记者 ：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认为这是一种实现阶层流动的前提，也是对社会稳定或者社会流动的一种支持。这种观点当然也重视教育，但其实好像把教育当作了一种工具，是把人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去教育的。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它和之前提到的“育人为本”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杨东平 ：其实这也是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教育反思的重要的方向，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产物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它这里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克服功利主义的教育和经济主义的教育。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的概念当中，世界各国都把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视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教育固然有人力资本的功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这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教育培养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社会关怀等等。
如果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遗失了教育后面的基本的伦理和对人、对社会、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就会导致今天出现的现象——每个人都是自顾自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对于人类共同文明的困境，最典型的就是环境问题，置之不理。
如果人类陷入了一个都各自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的状态，这是一种文明的悲剧。受过最好的高等教育，最后培养出来的也是这种类似于工具型的人格，或者叫经济动物，那其实也是教育的失败。
所以它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重新恢复教育的人文主义的价值。教育归根结底，它的本质是一种人文主义，是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道德这些东西。
要抵御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对教育的伤害，抵御以人力资本为概念来规划教育这件事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第一次发出了强有力的批判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作用，因为多年来，我们是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教育学的奠基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展出了庞大的教育经济学的学科。
大家认为这些概念——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是不证自明的，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真理。而在这个背后，把教育的真正的价值掩盖了，湮没了。
说得难听一点，“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好工作，为了挣高薪”。那上大学、教育的功能难道就是这个吗？所以现在有很多第一流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都在发出声音，关注这件事情。
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人力资本理论是需要改变的，当然不是取消它，而是要超越它。否则把教育视为一个和培养物质资本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赞美一个衣柜那样赞美一个人，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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